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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4月26日，央媒《科技日報》以“青少年網絡偏差行為或源自人際困擾”為題報道了我校教師關于青少年網絡偏差行為及網絡道德糾偏機制的研究成果。

　　青少年網絡偏差行為或源自人際困擾

　　在網絡用戶低齡化趨勢明顯的當下，是什么導致了青少年的網絡偏差行為？3月下旬，記者從山東聊城大學了解到，該校教育科學學院教師陳彥壘及其團隊對1120名中國青少年進行深入研究后發現，現實生活中的人際困擾和網絡社會支持可以顯著增加青少年的網絡偏差行為，而網絡道德則可顯著降低這種行為。上述研究成果發表在近日出版的國際學術期刊《自然》旗下《人文與社會科學通訊》上。

　　防治網絡偏差行為迫在眉睫

　　“青少年價值觀不穩定，受暗示性強，易沖動，抵御外界不良信息能力差，更容易產生網絡偏差行為。”陳彥壘表示。

　　據了解，網絡偏差行為包括網絡欺凌、網絡欺騙、網絡濫用、網絡攻擊等網絡環境中的不良行為；而網絡道德是指人們在網絡空間中的行為所應遵循的道德規范和準則。在研究中，陳彥壘團隊發現網絡道德對人際困擾與網絡偏差行為之間的關系存在一種“U型”的中介調節作用。也就是說，對于道德水平高且人際困擾程度較低的個體，網絡道德能夠抵消人際困擾對網絡偏差行為的影響；當人際困擾超過某一臨界值時，網絡偏差行為會激增，特別是在網絡道德水平較高的個體中。這也意味著，道德對偏差行為的控制作用只在一定范圍內有效。

　　在我國，網民低齡化已成為一大趨勢。共青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等部門共同發布的《第5次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調查報告》顯示，2022年我國未成年網民規模已突破1.93億，未成年網民規模不斷擴大。2018—2022年，未成年人互聯網普及率從93.7%增長到97.2%，基本達到飽和狀態。

　　在為數眾多的青少年網民中，網絡偏差行為時有發生，以至于青少年的網絡偏差行為成為當前教育心理研究的熱點。

　　“當個體在現實世界中遇到人際關系問題，互聯網可能是其尋求解決方案的突破口。”陳彥壘表示，在現實世界中遭遇人際困擾的個體可能會試圖在網絡中滿足自己需求，因此在現實和網絡中表現出明顯的雙重人格特征。

　　該團隊發現，網絡社會支持在遭遇人際困擾與網絡偏差行為產生之間發揮著中介作用，而網絡道德能夠負向調節網絡社會支持對網絡偏差行為的影響。這意味著，現實的人際困擾會誘發網絡偏差行為，網絡的社會支持又會進一步加速網絡偏差行為的產生。

　　基礎教育應加強網絡素養培養

　　網絡社會支持是指個體在情感及交流中感受到理解和尊重，并因此而獲得認同感和歸屬感的程度。“大多數研究認為網絡社會支持是心理健康的一個積極因素。”然而，陳彥壘團隊的研究發現，青少年通常期望擁有自己的網絡空間，那里充滿了支持他們的追隨者，這可能會鼓勵越軌行為。

　　“與高中生相比，大學生的網絡偏差行為更多。”陳彥壘團隊的這一發現與國內現有研究的結論矛盾。之前，有研究認為，整個教育過程中，低年級學生比高年級學生表現出更高的越軌行為。陳彥壘認為，“與高中生相比，大學生的網絡偏差行為更多”現象的產生，是因為高中嚴格控制手機的使用。然而，一旦他們進入大學，互聯網無處不在，手機不僅給他們一種對世界的控制感，而且促進了只有在虛擬世界中才可能產生的對經驗現實的重建。同時，父母、老師關注度不足和同伴之間的模仿都導致對網絡偏差行為缺乏監督和控制。他建議：“從這個角度來看，網絡素養的培養應該提前在基礎教育中進行，而高等教育的教學方法和評估體系需要調整。”

　　“城市青少年比農村青少年表現出更嚴重的網絡偏差行為。”陳彥壘表示，這是因為城市青少年更頻繁地使用互聯網，但也因為中國目前的互聯網文化以城市文化為中心，而農村文化的曝光率、吸引注意力率和點擊率都較低。

　　據了解，這項研究從現實與虛擬網絡的綜合視角出發，為各界理解青少年網絡偏差行為的產生機制提供了新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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