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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四年，我來到聊城師范學院中文系讀本科，專業是文秘教育。四年的大學時光充實而美好，記憶中最難忘的事情有兩件 ：一是將老圖書館二樓幾乎所有的小說都讀了一遍，當時最喜歡的是山藥蛋派的作品；二是自己也嘗試寫一些小文章，最興奮的事是夜里在空無一人的教室里邊走邊大聲地讀自己的作品。或許是有了這樣的一些積累，我也很幸運，一九九八年畢業后留了校，在宣傳部所屬的《聊城師院報》工作。二零零一年，我離開宣傳部去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讀碩士。二零零四年，我又回到已經更名為聊城大學的文學院工作。現在回想起來，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一年在校報的三年可以說是我工作經歷中最美的時光。

　　在這里，我遇到了最包容自己的同事。剛參加工作，青澀的我渾身上下都是毛刺，不懂人情世故，不會與人交往，犯錯是常有的事。不過，宣傳部的同事都包容著我。劉樹山部長對待工作嚴謹認真，但他對于我以及我負責的事情從來沒有批評過半句，每次遇到問題都是耐心地給出具體可行的建議。校報總編王淑娟老師對報紙各個環節的工作從來都是一絲不茍，對我卻時常鼓勵：放開、大膽去試驗。而且，王老師在生活上也格外照顧我，隔三差五讓我去家里吃飯，至今我仍然非常懷念王老師和藹的笑容和飯菜香氣四溢的味道。劉牧副部長臉上永遠都洋溢著快樂的笑容，他待人寬厚，每當我思想上出現波動或遇事鉆了“牛角尖”，他總能看透我的心思并用幾句話化解掉。劉昌棟老師比我高一級，是師兄，在中文系讀書時就對我照顧有加，工作后我們恰好又在同一個辦公室，他的言行舉止和為人處世對我影響特別大，尤其是那次從印刷廠回學校的路上他毫不猶豫地去幫助一位倒地不起的老人。雖然二十多年過去了，但他內心的柔軟與善良卻時刻滌蕩著我。王黎老師和我是同一年進的校報，雖然比我小幾歲，但她說話做事卻非常沉穩從容，一起共事的三年，她在好多事情上其實都在謙讓著我，而且也沒少夸贊我，這種大度與認可一直讓我心存感激……進入社會就是磨煉為人處世之道，我很幸運，剛開始工作就遇到了溫暖、包容的同事，他們讓我深深地體會到了人與人之間的美好，這是一筆無價的財富！

　　在這里，我做了最鍛煉自己能力的工作。我進入《聊城師院報》原本是做文藝副刊的編輯，但實際上新聞版要做，采訪的工作要做，畫版、文字錄入、校對甚至報紙的分發等工作也要做……這是一個特別鍛煉人的過程，它一方面讓我對報紙有了更全面和更深入的認識，也讓我在每一個事無巨細的工作環節中慢慢培養起認真、嚴謹、細致的習慣。所以，這其實是一個獲得感滿滿的過程。有一次，我們幾個人在開發區印刷廠校完版時已經半夜了，當時打不到出租車，步行回去，一路上有說有笑，那種累卻幸福的感覺永久地縈繞在我的記憶之中。當然，更讓我成長的還是文藝副刊的改造過程。一九九八年十月，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校報上，雖然是編輯，但從選稿、欄目的設置一直到版式風格仍然沿用以前的模式。經過一年多的摸索，二零零零年四月，我開始對文藝副刊進行大幅的改造：評論欄目“東昌茶座”改為更生動活潑的“木瓜白話”，風景欄目“綠帆”改為更年輕化的“木瓜樹”。同時，我對版面設計也進行了大膽的改革，讓文章標題樣式更為豐富、字體字號更靈活多變、插圖更多、版塊之間的呼應更強，副刊的文藝氣息增強了，整個版面也逐漸形成了一種簡約大方又自由靈動的風格。其實，這是一個比較痛苦的過程，它需要搜集各種圖片資料、時時留意各種報紙雜志的版式設計，還要經歷一遍遍設計然后又一次次推翻重來的反復……當然，這更是一個無拘無束、完全放飛自我的過程，因為領導和同事都非常包容，從未干涉過我的嘗試，所以副刊的改版讓我有太多的機會一次次地試探自己的可能性。三年的校報工作是非常難得的歷練，它對我后來的生活、學習以及工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或者說，它一直在為我后來的人生輸送著營養。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二十多年過去了，我非常懷念在校報工作的那段時光———那是一段純真素樸的日子，是一段潔凈無塵的日子。生活節奏慢慢悠悠，大家相互包容、彼此理解，不卷也不耗，各自用心做著自己最喜愛的事，真是美不勝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