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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聊城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姚小鷗《簡帛文獻與中華文明的歷史傳承》一文，于《光明日報》2024年3月16日第11版“國學”專欄發表。

　　該文就出土簡帛文獻對中華文明歷史傳承研究的意義進行了深入探討。文章分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簡帛文獻與中國古代歷史記述的特點與優長”，從世界歷史研究的通例出發，指出作為考古材料的出土簡帛文獻對于歷史研究的重要意義。文章引用著名書籍與文獻專家、美籍華裔學者錢存訓先生的名著《書于竹帛》中的相關論述，以及著名學者李學勤先生為該書所作序言，指出從文獻傳承的角度來說，記載書籍的簡牘文獻，對于歷史研究，有著特殊重要的價值。其不易保存的材料特性，更使其具備珍貴的文獻價值。

　　第二部分“歷代簡帛文獻的發現及其意義”，就歷代簡帛文獻的發現及其研究進行介紹，其中就漢代的情況作了重點說明。文章據《漢書》等史料，列述漢代發現的三種先秦古書，即：武帝末年發現的孔壁中書如《古文尚書》、漢代其他出土書籍如魯淹中所出《禮古經》，以及張蒼所獻《左傳》、河間獻王所得古書等。漢以后則以汲冢古書的發現最為顯著。其中汲冢書《竹書紀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得到近年所出清華簡《系年》的支持。

　　第三部分“20世紀以來的簡帛文獻的發現及其意義”，將出土簡帛文獻分為“文書類”與“書籍類”兩大類別，指出“從中華文明的歷史傳承的角度來說，傳世典籍和與傳世典籍相類的書籍，具有更大的意義”。文章指出，經典類的簡牘文獻的歷史意義，有兩方面值得特別重視。其一，“對春秋戰國時期以孔子為代表的思想家的研究，包括其思想淵源、統緒形成及其在后世的傳遞”，如龐樸先生等據郭店簡對孔孟之間思想的傳承研究、思孟學派在楚地的廣泛流傳所示楚文化與中原地區文化的密不可分、中華文化的多元統一特性等。其二，對“中國古代歷史的探索，包括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前古史的斷代及歷史定位”。文章指出，上博簡《容成氏》所載夏桀事跡，與傳世文獻所載“桀奔南巢”結局的主要內容一致，為夏代信史的證明提供了新的思考線索。

　　文章結尾指出，與世界各古老文明相較，中華文明的內涵及其傳承方式有其自身的特點。經孔子總結的三代歷史文化，傳之后世，綿延不絕。二十世紀以來簡帛文獻的出土，更為當代中華文明的傳承起到了重要作用，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聊城大學文學院近年致力于出土簡帛文獻尤其出土儒家經典研究，姚小鷗教授的《簡帛文獻與中華文明的歷史傳承》一文是該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對于深入探討中國古代文明、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研究等皆有助益。

　　（審核 盧軍）